过去几年，B7-H3（CD276）正在快速成为实体瘤药物开发中的前沿靶点之一。从早期被发现为B7免疫调节家族成员，到ADC、CAR-T、双特异性抗体等多种药物形式陆续进入临床，B7-H3的发展路径折射出实体瘤膜靶点开发的一条典型轨迹：发现一个“肿瘤高表达”的膜蛋白只是起点，真正走向临床，还需要持续回答靶点表达、候选分子特异性、正常组织风险以及潜在脱靶毒性等问题。尤其对于ADC和CAR-T这类具有较强杀伤效应的治疗形式，即便是较弱的非预期膜蛋白结合，也可能在后续开发阶段转化为值得关注的安全性风险。

B7-H3最早于2001年作为新的B7家族成员被系统报道。Chapoval等发现，B7-H3能够影响CD4⁺和CD8⁺ T细胞增殖、细胞毒性T细胞诱导及IFN-γ产生。此时，B7-H3的研究重点仍主要集中在免疫调节功能，而不是今天所熟悉的肿瘤药物靶点。真正推动B7-H3向“可成药膜靶点”转变的重要节点之一来自2017年发表于《Cancer Cell》的研究。Seaman等发现，CD276/B7-H3不仅广泛存在于多种肿瘤细胞，还可表达于肿瘤相关血管，并进一步通过CD276靶向药物偶联策略证明，靶向B7-H3有机会同时作用于肿瘤细胞及肿瘤血管系统。至此，B7-H3逐渐从免疫调节分子发展为具有跨癌种开发潜力的细胞表面靶点，也为后续ADC、CAR-T及其他抗体类药物的开发提供了重要基础。

2019年，Majzner等进一步在《Clinical Cancer Research》报道了B7-H3 CAR-T在骨肉瘤、Ewing肉瘤、髓母细胞瘤等多个实体瘤模型中的抗肿瘤活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研究还显示CAR-T活性与肿瘤细胞表面的B7-H3抗原密度密切相关：当靶细胞表面B7-H3密度降低时，CAR-T效应随之下降。这提示膜靶点开发不能停留在简单的“阳性或阴性”层面，抗原密度、肿瘤内异质性、患者间差异以及正常组织基础表达，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治疗窗口和临床转化价值。

进入2025年后，B7-H3的临床开发明显加速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、赵洪云教授团队于2025年在《Nature Medicine》发表了B7-H3 ADC YL201的I/1b期临床研究，共纳入312例晚期实体瘤患者，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、鼻咽癌、肺腺癌等多个队列中观察到抗肿瘤活性，其中ES-SCLC队列ORR达到63.9%。但研究同时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：B7-H3膜表达水平与ORR之间并未观察到显著相关性。这意味着，当B7-H3真正进入ADC临床开发后，问题已经不再只是“这个靶点是否高表达”，而是进一步转向抗原密度、内吞效率、linker与payload设计、旁观者效应、肿瘤异质性以及微环境等因素如何共同决定疗效。

与此同时，B7-H3 CAR-T也不断向临床推进。2025年报道的DIPG I期研究显示，重复脑室内给予B7-H3 CAR-T具有临床可行性，并观察到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激活及潜在临床获益信号。2026年8月，耶鲁大学陈列平院士、首都医科大学主任医师季楠及福建医科大学黄纲雄教授共同在《Nature Medicine》进一步发表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B7-H3 CAR-T TX103的I期临床研究。15例患者共接受72次颅内输注，其中13例接受重复治疗；研究报告12个月OS率为66.7%，从首次CAR-T输注计算的中位OS为19.1个月。作为小样本、单臂I期研究，这些结果仍需后续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，但也再次表明，B7-H3已经从靶点发现、肿瘤表达验证和临床前可成药性研究，逐步进入ADC与CAR-T并行推进的临床转化阶段。

当一个膜靶点真正进入临床开发阶段，安全性问题通常可以拆分为两个不同层面。第一类是on-target/off-tumor风险，即药物识别的确实是B7-H3，但由于B7-H3本身也可能存在于部分正常细胞或组织，因此产生潜在正常组织毒性。第二类则是off-target cross-reactivity，即候选抗体、scFv、VHH等结合分子除了识别B7-H3外，还可能意外识别其他完全不同的人源膜蛋白。前者主要属于靶点自身的生物学风险，而后者则更多反映候选结合分子的特异性问题，两类风险需要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进行评价。

对于ADC、CAR-T和双特异性抗体而言，off-target cross-reactivity尤其值得重视。ADC如果通过非预期膜蛋白结合正常细胞，并进一步发生内吞，可能将细胞毒性payload递送至非目标细胞；CAR-T所使用的scFv若对其他膜蛋白存在交叉识别，则可能触发非预期T细胞激活和杀伤；双特异性抗体其中任一结合端出现非目标结合，也可能改变药物分布或诱发额外免疫效应。因此，传统的ELISA、SPR以及有限数量的靶点阳性/阴性细胞实验即使已经显示候选分子能够很好地结合B7-H3，也并不能完全回答：放到整个人源膜蛋白组背景中，这个候选分子是否仍然具有足够的特异性。

2024年发表于《mAbs》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基于细胞蛋白阵列开展抗体特异性评价的数据。在一组使用Membrane Proteome Array进行检测的254个抗体中，有83个检测到经进一步验证的非预期结合，约占32.7%。这一结果不能简单外推为“三分之一的所有抗体都会脱靶”，因为数据来源于特定候选抗体集合及检测体系，但至少提示了一个现实问题：即使一个抗体已经通过常规靶点结合实验，在更广范围的人源膜蛋白背景下，仍有可能暴露此前未被发现的cross-reactivity。

对于B7-H3、CLDN18.2、DLL3、GPC3、HER3等热门膜靶点，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在早期开发阶段前置考虑。随着同一靶点上不断出现不同抗体、ADC、CAR结构和双抗分子，研发竞争的重点正在从“是否能够获得一个binder”，逐渐转向“是否能够获得一个真正具有足够特异性和开发窗口的binder”。候选分子越晚暴露特异性风险，后续已经投入的动物实验、CMC及临床前开发成本也越高。

MPA（Membrane Proteome Array）膜蛋白质组阵列的核心价值，是在候选药物进入更高成本的动物和临床前开发之前，对膜蛋白层面的非预期结合风险进行系统筛查。与将纯化蛋白固定在芯片上的传统蛋白阵列不同，MPA采用完整细胞表达膜蛋白，使跨膜蛋白尽可能保持接近天然状态的构象。目前该体系可覆盖约6,000种人源膜蛋白，涉及GPCR、离子通道、转运体及多种膜蛋白复合物，并通过细胞水平的结合信号筛查候选分子的潜在off-target。

这一检测模式对于复杂膜蛋白具有特殊价值。大量跨膜蛋白存在多跨膜结构、胞外loop、糖基化修饰或多亚基复合体，其天然表位可能依赖完整的细胞膜环境。将蛋白从膜环境中分离后，部分构象表位可能发生改变，因此以完整细胞表达天然膜蛋白，可以为抗体类候选物的cross-reactivity评价提供与传统纯化蛋白体系不同的信息。在实际开发流程中，可以先对多个抗体、scFv或VHH候选物开展MPA全膜蛋白组筛查，发现潜在off-target hit后，再通过剂量梯度、独立细胞体系和功能实验进行二次验证，并结合相应蛋白在人体组织中的表达及生物学功能进行风险分级，从而辅助lead筛选及后续分子优化。

MPA平台的技，术原理与核心优势

1.覆盖约6,000种人类膜蛋白（占人类膜蛋白质组的94%），联合可选的分泌蛋白质组库（SPL）后总覆盖超过7,000种蛋白；

2.基于活细胞（未固定的HEK-293或QT6禽类细胞）的384孔阵列格式，每孔瞬时转染表达单一全长膜蛋白——保留天然蛋白构象，避免固定化导致的表位破坏或暴露（传统组织交叉反应性[TCR]研究中使用的固定细胞/组织切片已知会产生假阳性和假阴性）；

3.高灵敏度流式细胞术检测，可定量分析结合强度和亚细胞定位模式；

4.覆盖GPCRs、离子通道、转运体、单次跨膜蛋白和整合素/TCR异源复合物等所有主要膜蛋白类别。

MPA可用于单克隆抗体、scFv、VHH、双特异性抗体、ADC等多种抗体类分子的特异性评价:

(1)对于ADC项目，可在抗体筛选及ADC构建前后比较候选分子的膜蛋白结合谱，提前发现可能导致非目标组织结合及payload错误递送的风险；

(2)对于CAR-T项目，则可以在CAR构建前对不同scFv候选物进行膜蛋白全谱特异性比较，降低非预期膜蛋白识别风险；

(3)对于双特异性抗体，还可分别评价不同结合臂的潜在交叉反应，从而为候选分子的选择和优化提供依据。

因此，在B7-H3等热点靶点项目中，MPA真正回答的并不是“B7-H3是否值得开发”，而是靶点已经确定后另一个更加贴近药物研发的问题：手里的这个候选抗体或结合分子，在数千种人源膜蛋白背景下，是否仍然足够特异。对于多个候选分子并行开发的项目，MPA也可以帮助团队从单纯比较亲和力进一步扩展到比较特异性，为lead selection提供额外依据。

B7-H3的发展说明，一个具有良好肿瘤表达特征的膜靶点，可以迅速衍生出ADC、CAR-T、双抗及其他多种药物形式。但随着药物杀伤能力不断增强，对结合分子特异性的要求也同步提高。对于研发团队而言，更理想的策略不是在已经完成大量CMC、动物实验甚至进入临床后才发现潜在安全风险，而是在候选分子阶段尽可能提前识别那些“能够结合靶点，但并不适合继续开发”的分子。

因此，在ADC、CAR-T、双特异性抗体等膜靶向药物的候选筛选和临床前阶段，引入MPA膜蛋白质组阵列进行全膜蛋白范围的特异性评价，可以帮助研发团队把问题从“这个分子能不能结合B7-H3”，进一步推进到“除了B7-H3，它还会不会结合其他人源膜蛋白”。从找到一个能够结合靶点的候选分子，到筛选出一个真正具有足够特异性和开发潜力的分子，正是热门膜靶点完成临床转化过程中值得前置关注的重要一步。

|   相关文献

1. Chapoval AI, Ni J, Lau JS, et al. B7-H3: a costimulatory molecule for T cell activation and IFN-γ production. Nature Immunology. 2001;2(3):269-274. doi:10.1038/85339.

2. Seaman S, Zhu Z, Saha S, et al. Eradication of tumors through simultaneous ablation of CD276/B7-H3-positive tumor cells and tumor vasculature. Cancer Cell. 2017;31(4):501-515.e8. doi:10.1016/j.ccell.2017.03.005.

3. Majzner RG, Theruvath JL, Nellan A, et al. CAR T cells targeting B7-H3, a pan-cancer antigen, demonstrate potent preclinical activity against pediatric solid tumors and brain tumors.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. 2019;25(8):2560-2574. doi:10.1158/1078-0432.CCR-18-0432.

4. Vitanza NA, Johnson AJ, Wilson AL, et al.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B7-H3-targeting CAR T cells for 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: a phase 1 trial. Nature Medicine. 2025;31:861-868.

5. Ma Y, et al. A B7H3-targeting antibody-drug conjugate in advanced solid tumors: a phase 1/1b trial. Nature Medicine. 2025;31:1949-1957.

6. Zhang Y, et al. Intracranial delivery of B7-H3-targeting CAR-T cells for recurrent glioblastoma: a phase 1 trial. Nature Medicine. 2026.

7. Norden DM, et al. The emergence of cell-based protein arrays to test for antibody specificity and off-target binding. mAbs. 202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