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研究纳入了多个中心的 43例患者的44份输卵管标本。43例患者分为了患癌组和癌前病变组。癌前病变组包括10例偶发p53特征病人（p53.I）和9例偶发浆液性输卵管上皮内癌病人（STIC.I）。24例患癌组包括了浸润癌（invasive cancer）伴有STIC（STIC.C）。

研究者对FFPE样本进行了多模态分析，邻片分别进行了H&E染色、空间单细胞蛋白组（31种抗体）和空间转录组（GeoMx DSP）。其中空间单细胞蛋白组的结果指导了空间转录组的ROI的圈选，空间转录组总共分析了542个ROI。

1.前驱病变中的早期分子事件

p53.I阶段：持续性IFN信号激活，上调IFNα/γ通路基因（STAT1、ISG15）、MHC-I（HLA-A/B/C/E）等，激活免疫监视；

STIC.I阶段：出现微核破裂，招募cGAS，cGAS结合胞质DNA，进而激活STING通路，驱动基因组不稳定性；

过渡期（STIC.C）和患癌期：IFNε信号（生殖道固有免疫因子）显著下调，削弱黏膜屏障防御。

2.免疫微环境的动态演变

早期（p53.I/STIC.I）：免疫监视主导，包括cDC1、NK细胞、CD8+ TRM细胞浸润增加。活化APC（HLA-DR⁺）招募细胞毒性T细胞，限制病变进展。

过渡期（STIC.C）：免疫抑制崛起：NK-cDC1轴衰减、Treg增加、CD8+T细胞衰竭标志（LAG3⁺PD1⁺）表达增加、巨噬细胞（尤其M2型）浸润增加。

侵袭性癌：免疫荒漠化：T细胞耗竭、HLA-E+癌细胞通过NKG2A抑制NK细胞活性。免疫抑制性邻域（如CD163⁺巨噬细胞富集区）显著扩张，促进转移和耐药。

3.提出HGSOC的演进模型

阶段1：前驱病变起源（正常输卵管 → p53.I）

分泌细胞获得致癌突变（持续存在于所有后续阶段），输卵管伞端上皮出现DNA修复压力，早期免疫被激活，包括MHC-I（HLA-A/E）增加、IFNα/γ通路增加、 招募cDC1/NK/TRM细胞等。

阶段2：癌前进展（p53.I → STIC.I）

优势克隆扩增，形成组织学可见的STIC，其细胞异型性增加和Ki67表达增加。IFN信号放大，导致持续MHC-I表达，但是会伴随IRDS（IFN相关DNA损伤抵抗）信号的出现。上皮内CD8+TRM细胞数量增加、基质中cDC1细胞增加，形成了免疫活性微环境。

阶段3：免疫编辑窗口（STIC.I → STIC.C）

HLA-E-NKG2A轴激活，抑制NK细胞毒性。免疫抑制细胞扩张，包括Treg数量和CD163+ M2巨噬细胞增加。T细胞功能耗竭，包括细胞毒性标志（PRF1, GZMB）表达下调、耗竭标志（LAG3, CTLA4）增加。

阶段4：恶性转化（STIC.C → 侵袭性HGSOC）

微核破裂常态化，导致染色体碎片释放至胞质，进而和 cGAS结合，激活慢性STING信号，导致促炎因子风暴。NK/cDC1轴崩溃和T细胞完全耗竭，最终形成"冷肿瘤"微环境。

该研究通过创新性地整合空间多组学技术，系统描绘了HGSOC发生过程中 "免疫监视-免疫抑制"的动态博弈，明确了HLA-E介导的免疫逃逸和IFN-IRDS信号是前驱病变恶性转化的关键枢纽。这不仅为早期诊断提供新标志物（如HLA-E+ STIC），更开创了针对癌前病变的免疫预防新策略。